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茹志鹃是50年代少数几个用短篇小说的形式来描写战争的作家之一。短小斧致的结构与细腻独特的视角浑然而一体，体现出这位女性作家独有的明朗秀丽风格。这位在1943年参加新四军部队文工团的女作家，对战争的关怀和理解都别具一格，她似乎并不在意战场上敌我双方的进退胜败，而专注于战争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碰撞与交流。 
　　短篇小说《百合花》9 写作于1958年初春，正是“反右”斗争的高潮时期，许多作家知识分子都经受了不同程度的打击，作家本人在当时的时代环境里也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抑，在高度政治化的时代氛围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相比之下，战争硝烟之中的淳朴真挚的人际关系则更加令人怀恋。“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10作者的写作动机是想借对战争年代圣洁的人际情感的回忆和赞美，来表达对现实生活的感慨。它显然是一篇不合时宜的作品，由此它在问世前的曲折遭遇也就可以理解了，当茹志鹃把《百合花》寄给许多刊物时，一再遭到退稿，其理由是“感情阴暗，不能发表”. 这样几经周折，终于发表在《延河》杂志上，后经时任文化部长的茅盾的赞扬，才开始受到评论界的重视。

《百合花》的清淡、精致、美丽，在五六十年代的战争小说中是绝无仅有的，它以战争为背景，描写了部队一个年轻的通讯员与一个才过门三天的农村新媳妇之间近于圣洁的感情交流。作家的创作目的很明确也很坚定，那就是表现战争中令人难忘的、而且只有战争中才有的崇高纯洁的人际关系，与通过这种关系体现出来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因此，作品取材于战争生活而不写战争场面，涉及重大题材而不写重大事件。战争的枪林弹雨只是为了烘托小通讯员与新媳妇之间诗意化的“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 通过生活的侧面写生活中的普通人，写日常生活中的“家务事”、“儿女情”，这是茹志鹃一生为数不多的短篇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百合花》是她早期作品，虽然写的是战争，却已经包含了刻画普通人的感情世界的美学追求。那两个连名字也没有的小通讯员和农村新媳妇都是这样的普通人。在当时提倡写“英雄人物”的战争文化背景下，茹志鹃有意识地不把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写成“英雄”，或者说是不把他们当作“英雄人物”来写，这是与她对“英雄”艺术形象的认识直接相关。在她的眼里，英雄应该与平常的人是一样的，战斗英雄只有在战斗时才是英雄，而在平常的生活中，他们就是平常的人，也会脸红，也会带有女孩儿的忸怩姿态，他们所谈的也只不过是些家常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通讯员也可以说是一位英雄。由于作家避开了战斗场面，她就不用去写他的英雄行为，而只是写他平常的一面。她还认为，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必须是能够站立得起来的艺术形象，然后才谈得上是不是“英雄”. 如果把小通讯员当作“英雄”来写，那就得写他的英雄事迹，突出他在战场上勇猛的一面，小说叙事者只能与“英雄”的同行，不断发现他的优秀品质，也只能成为“唱颂歌、受教育”的机会，而且，按当时审美习惯，作家是不可以让新媳妇随便笑话“英雄”的，虽然“英雄”可能有暂时的失败（如借不到被子），但受到嘲笑却会有损于“英雄”形象。所以，作家有意回避对英雄形象的正面塑造，只是为了坚持自己的美学风格而不受当时流行的创作思潮所左右，这正是茹志鹃的可贵之处。 
　　由于作家摆脱了“英雄”概念的束缚，小说里的主要人物身上的美好情感都得到了自由充分的表现。小说主要刻画的是小通讯员与新媳妇之间的圣洁感情，但两者之间穿针引线的是小说叙事人“我”.这篇小说引人注目的叙事特色就是女性视角，即“我”是个有强烈性别意识的角色，一开始就写在战争爆发前，因为“我”是女性，才被团长安排到前沿包扎所，才引出了小通讯员的护送。小通讯员是个刚参军一年，只有十九岁的农村青年，质朴憨厚、不善言辞，特别怯于与异性的交往。为了突出他的后一特点，作者用较大篇幅描写了他与“我”和新媳妇两位女性的关系。在小通讯员送“我”去包扎所的路上，是初步展示小通讯员的性格的重要阶段。作者有意地把这段行军路程安排在白天而不是夜晚，安排在总攻之前而不是炮声呼啸的战斗之中，使得小通讯员不愿与女性接近的个性明显地暴露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我”微微有些女性特有的撒娇，如走不动路啦，主动与小通讯员认老乡啦，甚至带有挑衅性地问他娶媳妇没有等等，表现出一种战争年代思想感情开放的新女性特有的“泼辣”，以反衬小通讯员的外表腼腆淳朴和内心荡漾着对女性的喜悦。小说写了这么一个情节：小通讯员完成了任务（护送“我”与借被子）后要回团部，他对这次与女性接触的经历充满兴奋和感激。作家这样写道： 

　　他精神顿时活泼起来了，向我敬了礼就跑了。走不了几步，他又想起了什么，在自己挂包里掏了一阵，摸出两个馒头，朝我扬了扬，顺手放在路边石头上，说：“给你开饭啦！”说完就脚不点地的走了。我走过去拿起那两个干硬的馒头，看见他背的枪筒里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 

　　几乎没有任何议论和解说，小通讯员的一系列动作和那枝不知何时插在枪筒里的小龚，已经把一种性格的形象活泼泼地表现出来。 
　　新媳妇的出现是在小通讯员的形象初步定型之后，作品通过小通讯员借不到被子引出了新媳妇的形象，并成功地将作品的重心转移到新媳妇身上。新媳妇的出场十分自然而优美，给人以赏心悦目的快感，正好与结尾时的庄严肃穆形成强烈的对比： 

　　门帘一挑，露出一个年轻媳妇来。这媳妇长得很好看，高高的鼻梁，弯弯的眉，额前一溜蓬松松的留海。穿的虽是粗布，倒都是新的。我看她头上已硬挠挠的挽了髻，便大嫂长大嫂短的向她道歉，说刚才这个同志来，说话不好别见怪等等。她听着，脸扭向里面，尽咬着嘴唇笑。我说完了，她也不作声，还是低头咬着嘴唇，好象忍了一肚子的笑料没笑完。 

　　新媳妇的性格塑造，是通过她与小通讯员的关系，或者说是以小通讯员的最后牺牲为代价来完成的。起先是代表部队去向老百姓借被子，小通讯员去了，她不借，而“我”去了，她就借了。读者完全可以通过对小通讯员已有的了解想象当时两人初次接触的“窘状”. 她心里觉得委屈了小通讯员，所以当小通讯员接过被子，慌慌张张地把衣服的肩膀处挂了一个口子时，“那新媳妇一面笑着，一面赶忙找针拿线，要给他缝上。通讯员却高低不肯，挟了被子就走。”只有女性才会对衣服上的破口子那么敏感，这个口子就永远地留在了新媳妇心上。因此，当她从众多的伤员中一眼就看见那个露着的大洞时，立即就变成了另一个人。作品写道： 

　　我回转身看见新媳妇已轻轻移过一盏油灯，解开他的衣服，她刚才那种忸怩羞涩完全消失了，只是庄严而虔诚的给他拭着身子，……等我和医生拿了针药赶来，新媳妇正侧着身子坐在他旁边。她低着头，正一针一线在缝他衣肩上那个破洞。医生听了通讯员的心脏，默默的站起身说：“不用打针了”. 我过去一摸，果然手都冰冷了。新媳妇却象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依然拿着针，细细的、密密的缝着那个洞。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低声地说：“不要缝了”. 她却对我异样的瞟了一眼，低下头，还是一针一针的缝。 

　　作者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反复渲染小通讯员肩上那个破洞，一步步把新媳妇的感情闸门打开，也一步步把作品推向了高潮。当卫生员让人抬了一口棺材来，要动手揭掉小通讯员身上那床被子时，新媳妇的感情终于爆发出来。作者用了一连串与新媳妇刚出场时感情色彩截然不同的词汇：“劈手夺过被子”，“狠狠的瞪了他们一眼”，“气汹汹的嚷了半句”等，然后，为她心目中的“英雄”盖上了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 作者正是通过这条精心设计和挑选的有着“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的被子，最终完成了作者对战争中的人性美和人情美的歌赞。 

　　善于运用细节的描写来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是这篇小说常为人称道的艺术特色，但这篇小说在叙事上的特色却很少被注意到。从结构上说，两个主人公是被言说者，他们的心理世界是通过叙事者“我”的眼睛看出来或感受到的，所以“我”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小说前三分之一是写“我”眼睛里的小通讯员形象，中间三分之一还是写“我”眼中的通讯员和新媳妇，而他们俩唯一的一次单独接触则完全被虚写，读者并不知道新媳妇对通讯员的真实态度。直到小说的最后三分之一的篇幅里，小通讯员牺牲了，新媳妇的感情才汹涌澎湃地爆发。但读者读到这里并不会感到突兀，似乎只有这样表现才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这种读者心理上的逻辑，却是由“我”来完成的。小说写了一个小通讯员衣服被挂破的细节，这个细节先是出现在“我”的眼睛里：“他已走远了，但还见他肩上撕挂下来的布片，在风里一飘一飘。我真后悔没给他缝上再走。”而新媳妇对那个破口子有什么想法并没有正面表达。可是当通讯员的尸体出现时，新媳妇正是从那破口子上认出了他。这以后，“我”反而退到了很不重要的位置上，重彩放在描写新媳妇缝衣服上面。这似乎是一个暗示：“我”眼中看到通讯员肩上的破口子而引起的“后悔”，也就是新媳妇心里的“后悔”，表面上叙事人在写自己对小通讯员的感想，其实是暗示了新媳妇的内心世界。虽然小说没有正面写新媳妇对通讯员的心里感觉，但叙事人的心理活动却处处起到了借代的修辞作用。以此类推，小说前三分之一写"我"眼中的小通讯员，也不仅仅是一般的介绍人物，而是通过"我"对小通讯员的接触方式和感想，读者可以联想到小说虚写的那个新媳妇与小通讯员初次接触的场面以及新媳妇对他的感想，有了这种借代作用，才会有新媳妇一出场时"笑个不停"的暗示。通过这样的叙事方式来表达小通讯员与新媳妇之间的感情交流，显得含蓄优美，令人回味。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